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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经济学广受关注改革魄力如朱镕基时代

2021-07-23 16:14:31 来源: 杭州家居网

李克强经济学广受关注 改革魄力如朱镕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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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前程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

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巴克莱认为,李克强已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出这个判断,是在政府“铁腕治理”了今年6月爆发的所谓“钱荒”之后——央行并未像以往一样,立即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一些流量,以缓解资金短缺,即商业银行渴求的“放水”。

事实证明,即使在过去的3个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经济增速的下滑,新一届政府还是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

减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回忆起他曾主管的加工贸易不无唏嘘。加工贸易解决了中国的1.2亿农民工就业问题,也成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的出口。但中国出口如今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前5个月的出口只有1.6%的增长,离我们制定的10%的目标有很大距离。“全年能否有一个好的前景?我们期待着,但是很困难。”魏建国说。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因为前30年的模式不能支撑未来的发展了,必须调整前30年的模式。中国现在就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 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经济减速中央政府有压力,地方政府有压力,企业有压力,市场有压力,银行也有压力,但有压力才能转型,没有压力是不可能转型的。

现在看来,中央政府愿意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付出短期的经济减速的代价。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到了一个要迈过一道坎的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

在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工业品制造国;但与此同时,信贷扩张、过度投资、地方债风险、出口依赖、生态破坏,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与低效,也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代价。

“这的确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国的确面临很多问题。”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奇布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政府的权力超过了经济发展,这样会阻碍经济的繁荣发展,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一定要非常谨慎。”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认为,在这个转型期,中国经济必须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模式转到以消费为驱动的模式上来。“因为中国的消费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太弱了,甚至比起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中国的消费总体上也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在其主政波兰期间,曾追求一种黄金(1236.50,23.80,1.96%)秩序,即一种比较健康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速度平衡了出口、进口,平衡了投资、GDP、消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在他看来,中国也应该这样。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坦言:“我们的经济最终要逐步转向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然而,这种转型需要漫长的时间,恐怕5年不一定能完成。从提出转型经济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怎么理想。”

新动力

当然,在过去的3个月里,新一届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月底,李克强到江苏、上海考察时,同意并推进建立上海自贸区,从而使上海、长三角、长江流域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以自贸区建设构建新引擎。

5月底,李克强出席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峰会,要求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6月初,到河北考察时,李克强提出加快环渤海地区一体化建设,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新引擎。

“现在看来,产业、区域和开放,这三个方面都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王一鸣说,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这是从供给端来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城镇化则主要解决中国经济需求端的问题,它对中国意味着,未来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及新的投资需求。

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

然而,前30年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之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仍让决策者心有余悸。在GDP指标的考核指挥下,地方政府抓项目,修大马路,建高楼,建新区,建广场……却仍然没有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

“新一轮的城镇化要坚决避免城镇化的弊端,这需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前不久,刚刚参加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分组讨论。“讨论很热烈,平常一般到11点左右就散会了,我所在的第六小组一直讨论至中午12点。城镇化实在太复杂,达成共识比较难。”

事实上,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十二五”城镇化规划》早在去年底就已完成,但迟迟未公布,主要原因亦是大家对城镇化的路径还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在讨论什么样的城镇化,地方政府在做什么样的城镇化,都非常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两者很有可能并不一致。他在中国很多城市考察时,鲜见城市的改革,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扩张的冲动。

“对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最重要的结果还是GDP。土地的城镇化远比人的城镇化重要。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很多的钱加大投资,从而又进一步加大了早已高企的地方债风险。”他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才是城镇化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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